点击蓝字 　　〔菊　科〕

(24)KAWARA-NINJIN.(COMPOSITAE)

ARTEMISIAAPIACEAHANCE.

（廿五）アサギリソウ 　　白蒿一種　〔菊　科〕

(25)ASAGIRISō.(COMPOSITAE)

ARTEMISIASCHMIDTIANAMAX.

（廿六）クソニンジン 　　黄花蒿　〔菊　科〕

(26)KUSO-NINJIN.(COMPOSITAE)

ARTEMISIAANNUAL.

据本人调查，这是将青蒿记为拉丁名A.apiacea的最早案例。此书还将黄花蒿记为A.annua。时至今日，大多数植物图鉴采用这种日文名、汉语名和拉丁名的对应方式。

《草木图说目录草部》“博物科”名下的序文中写到当时正在编纂《草木图说》第2版，同时进行“洋名”校正，还考虑到初版读者的需要制定了目录。至此，两书同时筹备的事实也已明确，应将青蒿定名为ArtemisiaapiaceaHance的时间视作明治7年。这之后由矢田部良吉（RyoukichiYATABE）校阅，田中芳男于明治17年（）出版的《日本植物名汇》也沿袭了《草木图说目录草部》一书关于青蒿的定名方法。将“青蒿”用拉丁名ArtemisiaapiaceaHance表示的最早示例并非饭沼慾斋的《草木图说》初版，而是田中芳男、小野职悫等于明治7年（）发行的《草木图说目录草部》。

二、青蒿到底是什么

如上所述，至明治时期基本将青蒿确定为Artemisiaapiacea。但是，有些问题仍未解决，例如青蒿究竟是A.apiacea还是A.annua，以及是否有可能通过名物比定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。在青蒿等艾蒿属植物的本草学考证方面，先驱研究当属冈西为人（TametoOKANISHI）的《蒿类考》，正好发表于青蒿素分离成功的年。冈西从《诗经》和大量训诂书籍、本草书籍中广泛收集了“青蒿”等名字中带“蒿”的约30种植物进行相互比较和整理。文章开头，冈西如下记道：

《伤寒论》及本草古文献可用于行医治疗，查询药效，若所寻药物与书中药物对应有误，则不可尽其效用。故考究药物根源由来乃根本之问题，亦为古今本草学家争论之焦点。中国幅员辽阔，药用历史悠久，时地变动繁多，再者古时记载多简洁，见解因人而异，欲从中推导正确之论断尤为困难。因形态相似、种类相近之植物众多，故同名异物、异名同物实为常见，欲理清纷乱、还原实指确属不易。

此文所述蒿类正谓此情形，行茵陈蒿考究时众蒿名接连涌现，关系纷杂，辨别不易。为便于理解，现梳理归类艾蒿属植物。考证尚有疏漏不足，此文呈其概要，望恭听教诲。?

由上可知，从种类繁多的艾蒿属植物中判明青蒿的特性十分困难，为此必须与同属其他植物进行比较。《蒿类考》虽未专论青蒿，但试图梳理各蒿类植物的基本情况和相互关系，为青蒿考证提供了一些线索。

“青蒿”这个药材名虽然早就在西汉马王堆《五十二病方》、六朝葛洪的《肘后方》等方剂书上出现，但在本草书上《本经》收“草蒿”以来，把“青蒿”列为其别名。明代李时珍（-）在《本草纲目》（）中废除《本经》以来使用的正名“草蒿”，将其分为“青蒿”和“黄花蒿”两条，并对青蒿作如下说明：

青蒿本经下品。释名蒿本经……香蒿衍义。……集解……青蒿，二月生苗，茎粗如指而肥软，茎叶色并深青。其叶微似茵陈，而面背俱青。其根白硬。七八月开细黄花颇香。结实大如麻子，中有细子。……

一般认为李时珍首次设立“黄花蒿”的条目，但李时珍实际上采用了《日华子本草》的分类方法。他废除《本经》以来“草蒿”这个正名，按照《日华子本草》的说法将其改为“青蒿”，同时将《日华子本草》中的“臭蒿（子）”改为“黄花蒿”，另立条目。尽管称作“黄花蒿”，但李时珍并未展示其与“青蒿”的明显差别。从他的描述中我们无法得知黄花蒿的颜色，也无法得知两种蒿的花朵颜色差异，因为他只写道“此蒿色绿带淡黄”，描述对象不明。这种描述上的含糊导致了多种猜测，如胡世林认为“‘黄花蒿’是‘青蒿’的别名，李时珍错将‘黄花蒿’独立出来了”此外也有研究认为，由于在李时珍的家乡蕲州，A.annua十分常见，加之其个体间存在很大差异，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存在多个种类，或与其他种类弄混，这也可能影响李时珍做出清晰明确的判断。

《遵生八笺》（）饮馔服食笺的刊行时间比《本草纲目》稍早，其中记道：“野蔌品……茵陈蒿即青蒿儿，春时采之，和面作饼炊食”。该书作者高濂将青蒿当作茵陳蒿的幼苗。这样的论断反映了当时植物判别的混乱情况。吴其濬虽按照《本草纲目》的分类将青蒿与黄花蒿分立条目，却将其视为同种，记道“青蒿，本经下品，无异黄花蒿”。

四、日本对青蒿、黄花蒿的认识

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不久，据日本医学史专家真柳成教授考证，《本草纲目》在江户时代的年（发表论文中误笔为“年”，现订正并道歉）前引进日本。宽永15、16年（-），幕府在江户、京都等地先后开设药草园，并开始对外来药用植物进行栽培试验。根据田代和生总结的《移植用药种之求请、发送》，宽永18年()便开始尝试引入青蒿，但因很难获取青蒿植株而作罢；最终在宽永20年()经对马岛成功获取朝鲜品青蒿，此青蒿究竟是A.annua抑或A.apiacea，或是其他种类则不得而知。若是A.annua或A.apiacea，栽培应该较为容易。

宝永7年()，贝原益轩（EkkenKAIBARA）出版《大和本草》，此书清楚区分了青蒿和黄花蒿，分别对其进行论述。据书中记载，益轩似乎将青蒿与A.annua对应，将黄花蒿与A.apiacea对应。关于青蒿，益轩还写道：“播种栽培”和“可种于家园”。这是由于当时青蒿尚未野生化，故采用播种栽培的方式进行种植。此外，益轩未举出其日文名。稻生若水（JakusuiINOU）等人在《庶物类纂》中将青蒿的日文名定为kusoninjin，是最早将中文学名与日文学名对应起来的案例。kusoninjin现已成为A.annua的标准日文名。而在贝原益轩出版《大和本草》的三十多年之后，民用的草药急救手册开始出现，如林良适（RyoutekiHAYASHI）、丹羽正伯（ShouhakuNIWA）所著《普救类方》（）等，均将青蒿作为急救药物加以记载，此外根据小野兰山对青蒿、黄花蒿生长情况的记载可知，此时青蒿已快速实现野生化。

天明5年（）萨摩藩主持的药物调查成果《本草质问》第3册中配有很像A.annua的图片，并附有调查提问：“中山呼之菁蒿…亦有呼之黄花蒿者，孰是孰非，敢请示教。其穗别封呈上。”由此可知编纂者尚在探寻图片植物的真实身份，并配上花序标本图片供参考。对于这点，中国南北4个不同地方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浙江的徐淮（子灵）等人以及福建的孙琰等人给出了“黄花蒿”的回答；北京同仁堂周之良等人回答“黄蒿”；广州戴文煜（道光）等人回答“青蒿”。观察答案可以发现，地域不同，称呼也存在差异，称A.annua为“黄花蒿”的人都在江南地区。身为蕲春县人的李时珍也有受到地域影响的可能，认为黄花蒿与青蒿是不同植物，为“黄花蒿”设立条目。无论古时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，后代人普遍同意李时珍的观点，遵从《本草纲目》的说法，将青蒿和黄花蒿视作不同植物。

在小野兰山所著《本草纲目启蒙》（）一书中，kawaraninjin被用作青蒿日文名，kusoninjin被用作黄花蒿日文名。事实上，根据书中对两种植物特征的描述我们也可以得到拉丁名方面的启示。书中记录青蒿夏季开花，开花时间早于黄花蒿，花朵大小较黄花蒿大，香气比黄花蒿弱，还指出“（青蒿）冬不枯死，至春抽薹”。这里所说的青蒿根越冬不死是多年草（越年草）特征，于是我们可以推断其不可能是具有一年草特征的A.annua。而A.apiacea普遍被认为是越年草；这体现出小野兰山所述青蒿与黄花蒿不同之处，实际上与A.annua和A.apiacea的差异相符。书中，小野兰山还称青蒿“有轻微臭味”、黄花蒿“臭味强烈”，而贝原益轩在约一百年前的《大和本草》（）中称青蒿“香气烈”、黄花蒿“微香”，两人对气味强烈程度的描述完全相反，从《大和本草》开始后的一百年内，对于青蒿和黄花蒿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，直到小野兰山得出较为接近现代定义的结论。他的描述比《本草纲目》更为详细周全，虽未明确指出对应拉丁名，但大致上将青蒿同A.carvifolia、黄花蒿同A.annua相对应了。

图左A.annua(北京市孚王府旧址，约15厘米高，年7月14日)

图右A.carvifolia(济南市黄河南岸，约1米高，年7月20日)

在19世纪的日本，小野兰山等的看法为饭沼慾斋等本草研究者接受。同时，针对青蒿、黄花蒿的实地调查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20世纪初，日本生药学者开始在朝鲜、中国等地进行药物调查，石户谷勉（TsutomuISHIDOYA）调查了北京的药局，并在年写道：“满洲北京药局内可见青蒿与黄蒿，北平品青蒿为Artemisiacapillaris，天津品青蒿为Artemisiaannua，满洲品青蒿为Artemisiajaponica......于北平寻得被称作“黄蒿”之药材实为Artemisiacapillaris”。通过石户谷勉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时人们对青蒿的判别十分混乱，没有统一认识。

此外，日本与中国在对青蒿等药物的研究方面也有合作与交流。中国生药学家赵燏黄（-）在年于《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》上发表了题为“青蒿（＝《纲目》的黄花蒿、臭蒿）HerbaArtemisiaeannuae”的报告书，称北平乐寿堂售卖的药材“青蒿”其实为河北产的A.annua，药店里的青蒿实际上就是《本草纲目》的黄花蒿，都是A.annua。赵燏黄曾于年秋去往日本留学，在东京药学专门学校（现明治药科大学）学习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，师从日本药学泰斗下山顺一郎（Jun’ichiroSHIMOYAMA）和麻黄素发现者长井长义（NagayoshiNAGAI）等人进行学习，年回国加入辛亥革命，从年起担任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的研究员，并于年秋加入刚刚创立的北京大学药学部担任教授。他与石户谷勉在生药学等方面进行合作研究，诸多成果可见于《北京大学医学杂志》等。

四、附言

最后我想强调，这种研究结果并非贬低中医。事实上，现在还能讨论青蒿和黄花蒿这么小的分类学问题，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本草学的植物辨别精度非常高，古代本草学的科学性的强度。至少从六朝到明代，欧洲的植物分类一直没能解脱古代罗马的水平，阿拉伯药物学比欧洲发达，但没有达到《证类本草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的水平。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周边地区均受其恩惠。只不过，大家处于充分利用分子系统分析来分类植物的时代，古代中国的植物分类显得拙劣而已。那么，现在重新用科学方法研究药材基源是非常需要的。如果现行的方子有效、毒性低，当然可以继续使用。但要是古代的配药跟现在不一样，我们多了一个线索，说不定从中可以发现不同的有效成分。历史上，医药一般越来越保险、安全的方向走，所以古代人慢慢回避副作用大的药材，它们取代更好使的、更有效的新药材。所以，假设配方从古代一直没变的话，这反而不是“很科学”的。

现在国内的多数学者都在对中药的基源植物进行调查考证，却很少有人将日本本草学和植物学作为调查対象。为正本清源，一定需要系统整理并研究从日本本草学经博物学到植物学的变迁，这是一项迫不容缓且重大的课题。本研究课题不仅提供了近代生物学史及医学史的一部分重要成果，还进一步提高了中医学的科学性，有望能取得有効成分的新发现。总的来说，历史研究是一项能成为现代科学及医学的基础的研究课题。

谢辞

发表论文由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生刘文俊翻译，她在翻译过程中指出不少珍贵意见。撰写过程中，本人在山中麻须美女士和NicholasHind博士帮助下得以查阅Kew植物园所藏标本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冰博士帮助提供了A.carvifolia的国内分布信息；为了解A.annua、A.carvifolia在日本的情况得到了村山雄一、佐藤章子二位的帮助；为获取A.annua在中国生长地的信息，得到了武汉工程大学学生樊湾、杨萌等的帮助。此外，茨城大学名誉教授真柳诚老师为本人提供相关资料和藏书，在此一并深表感谢。

本文选自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年第8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