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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上方蓝字免费订阅！选择置顶 　　为此，宫教授运用语言学并结合当代考古实证，把对《山海经》的破译与解开世界文化之谜有机结合起来，从而在研究上有重大突破。如他最早提出的“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”、“现代人类发源于中国”、“古代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中心”、“世界三大宗教皆起源于中国”、“伊甸园在中国云南”等一系列新观点，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，其中一些已被考古新发现和有关学科研究成果所证实。　

颛顼出生地点和耶稣一致

　　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于今”。宫玉海认为，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上古历史的真实反映，“三皇五帝”都是中华文明史中的著名的领袖人物。他说，“三皇”就是“天皇”（伏羲氏）、“地皇”（炎帝神农氏）、“人皇”（黄帝轩辕氏）。

　　而“五帝”则指少昊、颛顼、喾、尧、舜五人。“五帝”之后，以治水闻名的大禹开始称王，之后又有汤王、周王，后世共称“三王”。

　　宫教授说，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的原型，乃是“五帝”中顺序排第二的颛顼（音“专须”，又读“瑞须”）。他是轩辕黄帝之孙，少昊之侄儿，其父是“降居弱水”的昌意。

　　史书说：（昌意）“娶蜀山氏之女曰昌仆，是为女枢，……生帝（指颛顼）于若水”。宫玉海说，根据专家研究，“若水”即为“西方之水”（如《山海经》和其它古籍所载：“若木”即“西方之木”）。由此可见颛顼生于西方。后来他的领地封在扶余，为高阳之国，方圆三百里。这和基督教所称耶稣生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一致或至少相似的。

　　颛顼死而复活与耶稣复活故事一致

　　宫玉海说，“死而复活”在事情，颛顼与耶稣身上都曾发生过。而据考证，在世界历史上，“死而复活”的著名人物只有颛顼；宗教史上也只有耶稣一人。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？《山海经。大荒西经》里这样记载：“风道北来。天乃大水泉。蛇乃化为鱼，是为鱼妇。颛顼死即复稣。”

　　宫先生解释说，“风道北来”是说传教者从北方而来（当指颛顼）。“天乃大水泉”，“天”即“天方”，指西方。上古时中国人的方位称呼是：西方为“天方”（今天人们所熟知的《天方夜谭》里的天方，即是西方），东方为“人方”；北方为“鬼方”；南方为“兽方”。

　　“泉”指源泉。这两句话说的正是《圣经》中所说的大洪水的故事，是说洪水是从西方发源的。“蛇乃化为鱼”，是指当地居民由蛇图腾转化为美人鱼图腾。“鱼妇”按古音与“以埽”相通，“以埽”即以色列：“鱼妇”也可以看成是美人鱼。我国长江中就有“美人鱼”（《梦溪笔谈》等古书记载），而美人鱼图腾是波兰人（即古籍中的“亳人”）的图腾，犹太人也来自于“亳”，所以很可能也是以美人鱼为图腾的。这句话是说犹太人从东方西迁之后，统一为以色列国，并由蛇图腾转变为美人鱼图腾。最后一句则指颛顼“死而复活”无疑。宫教授说，《大荒西经》记载的地点在现今中国西部更远的地方。

　　这一段话语言虽简练，但所记述的内容明显是西方也就是中东地区的一段历史。因为“颛顼复活”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、宗教课题，所以很可能当时就已成为人们庆祝的一个盛大节日──复活节。对如此重大的事件，作为上古博物志的《山海经》一书有所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后来基督教中的“复活节”则很可能是以此为蓝本。

耶稣并不是基督　耶稣教非基督教

　　据宫玉海介绍，按玛雅历（玛雅人为古中国移民）及《外纪》等中国古籍的记载，黄帝应生于年前（公元前年），10岁有国（封地），寿命岁。其子少昊在位84年，应为94岁以上：“颛顼十岁佐少昊”，20岁继帝位，在位78年，享年97岁。

　　以此来推断，颛顼应生于年前，卒于年前。也就是说，他生于公元前年。宫先生认为，生于西方的颛顼，10岁到东方建立了自己领地，20岁继帝位，30岁又往西方传教。

　　人们所熟知的耶稣出生日期是公元元年，有人不禁会问：既然耶稣的原型是颛顼，但他为什么与颛顼在时间上相差了近三千年？宫先生解释说，要搞清这个问题，先要弄明白：基督教并非真正的耶稣教。耶稣是创立耶稣教（颛顼教）的人，也就是颛顼；而基督则是一位名叫“叔达”的传教士。后世的基督教是在继承古代耶稣教的基础上，进行重新改造形成的。

　　他说，上古时代，政教合一，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下教主，当然要负责创立宗教文化、派人传教的工作。据中国古书记载：“舜举十六族”，“高阳氏有才子八人”，“使主后土，以揆百事；举｀八元＇，使布五教于四方”。正因为政教合一，所以不能把“总揆百事”（管理行政事物）和“布五教于四方”（到各地进行传教）截然分开。

　　据记载，高阳氏的“才子”八人中，有一人名叔达（又写作叔得、季达、子都）就曾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足迹。宫先生说，他就是“基督”。因为“叔得”之“叔”古读为“基”，“得”也读“督”：“叔得”也就是基督。“子都”的含义是“有德行的美男子”。

　　他还说，后人可能是为了“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名”，才在修建“九丘”以为崇敬和纪念。在这里已发现了古代留下的七座金字塔（按《山海经》中的记载，应有九座金字塔即“九丘”），其中之一的“叔得之丘”，就是为了纪念叔得（基督）而建。厄瓜多尔首都基多，名字也来源于基督（叔达），这是印第安人带去的；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口高七十多米的石像也是为纪念他而建。

　　另外，西方把基督奉为新教的创始人，并且认为基督是一位“有德行的美男子”，也和中国古代所标榜的“子都”的内容也是一致的。其实在西方，耶稣的存在与否及生卒年也没有搞清。公元一年左右，在宗教革新的浪潮中，耶稣教改为基督教（是为新教）。宫玉海说，为适应世俗需要，宗教改革者在对旧的教义做了大幅度修改的同时，并把多年前的往事拉到近前，此举为了抓住人们“事情发生的年代越近就越可信”的心理，“新瓶装旧酒”，重新定义、重新解释了古耶稣教即“颛顼之教”的教义。

　扶余──颛顼之领地和归宿

　　《山海经》中有三处提到颛顼葬于扶余。《大荒北经》说：“东北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河水之间，附禺之山。帝颛顼、九嫔葬焉。”《海外北经》说：“务隅之山，帝颛顼葬于阳，九嫔葬于阴……”《海内东经》也说：“鲋鱼之山，帝颛顼葬于阳，九嫔葬于阴，四蛇卫之。”

　　宫玉海认为，上述说法应是比较可信的。他说书中多处提到的“附禺”、“鲋鱼”、“务隅”、“凫余”之山，就在吉林省扶余县境内，其南北皆有松花江（北江为松花江干流，南为第二松花江），北有长春岭，从地形上看就像一条大鱼。他说，这个地名是从记音和记形两方面而来：因为它在松花江的拐弯处，因此叫“附禺”；它的地形像一条鱼，渔猎氏族把它叫“鲋鱼”；鸟氏家族又把它叫“凫余”。

　　他介绍说，上古时代实行氏族分工负责制，扶余人原是伏羲氏的一个家族，被派到今黑龙江以北作“冬官”，即是“黑龙氏”（黑龙江就是因此而得名的）。后来，这个家族不愿意在这个寒冷的地方生活，私自违抗帝命，南迁到扶余县境内的松花江以南地区。为了表示告别冬天，他们过了松花江就把一道山岭命名为“长春岭”，又在其西方修筑了“长春城”居住。由于是“叛逆家族”，后来的扶余人老者仍自称“古之亡（逃亡之意）人也”。这个家族离开后，统治者又把“华渚人”派到了黑龙江流域及北极圈内，即今之赫哲人和爱斯基摩人。

　　上古时代，伏羲氏定下了培养、选拔接班人的原则“一昭（东方）一穆（西方）”、“一幽（北方）一明（南方）”，即生于东方者必须封于西方，上一代住南则下一代住北，反之亦然。此举当是为了不断加强中央帝国对世界的了解和管理。直到周代，统治者还遵守这个规矩，如昭王生于东，穆王生于西，是典型的“一昭一穆”。

　　按照这个规矩，生于西方分颛顼必须到东方来建自己的领地。中国许多史书都说：“颛顼十岁佐少昊”（少昊是黄帝之子，颛顼之伯父），“少昊孺帝颛顼”，就说明颛顼十岁时即有领地。宫玉海说，大约多年前，颛顼受命到扶余来建国（领地）。这使得一部分扶余人迁到现在长春市一带，他们把地名带到新址，就是“长春堡”（长春市的前身，以此推断，长春历史已有多年了）。

　　另据《扶余县志》和当地考古资料证实，当地发现了五六千年以上的古墓葬群，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均有文物出土，其中还有黄帝时代的彩陶。但是，由于缺乏与历史研究相结合，并没有确定出其具体归属。这会不会就是颛顼和扶余人留下的呢？

　　世界著名神学家、德国的霍尔根。凯斯顿在其《耶稣在印度》一书中坚信：耶稣“复活”之后，经过克什米尔逃到了印度。宫玉海认为，耶稣（颛顼）“复活”后回归东方是可信的，但不是到了印度。因为他“复活”之后最大的可能是回到中国。因此《山海经》中所说颛顼葬在扶余（故国），也是完全可能、并有迹可寻的。另有一些古籍记载，颛顼死后葬在“濮阳”，传统观点认为是今河南省的濮阳。宫玉海说，“濮阳”应为“濮水之阳（南）”，也就是将扶余地方。因为扶余的北松花江，在《山海经》中原叫“濮水”（有卜奎地名为证），“濮阳”就是“”濮水之阳（南）“。这和《山海经》中的记载也是一致的。

　　“圣诞节”应为“众圣之诞”

　　现在基督徒们所普遍过的12月25日“圣诞节”，到底是不是耶稣诞辰之日呢？

　　宫玉海教授认为，耶稣（颛顼）的诞辰有可能是在12月25日，但更准确地说，“圣诞节”不仅仅是“颛顼之诞”，更应是“众圣之诞”。据了解，西方对这一天到底是不是耶稣的诞辰之日也还没有搞清楚。我国一些专家则认为，现行的“圣诞日”是后人推定的。

　　宫先生解释说，按上古时代的习俗，“仲春二月令会男女，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”在男女相会中，即会有“无夫而生子”（没结婚而怀孕）的现象，而且在当时视为合法。另外，根据古代的优生优育法，男女一般也在仲春二三月间结婚，因为为仲春季节，大地回春，阳气上升；女子怀孕后所生孩子一般智商较高。九个月后，一般在农历十一月前后生子，这段时间是为生育的旺盛时期，古时的圣人就多出生在这段时间里。正因为前后延续一段时间，所以世界各地的“圣诞节”并不统一，而是从11月末到来年1月中旬的都有。

　　至于给孩子们送礼物的“圣诞老人”原型，宫玉海也有新说：地处北极圈附近的格陵兰人，基本是赫哲人（爱斯基摩人，按古音可读“赫哲”）。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代替扶余人为“冬官”的“华渚人”。现在西方学者也认为“圣诞老人”和白雪公主是格陵兰人，而格陵兰人即是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“丁令人”。

　　宫玉海说，这些身为“冬官”者规规矩矩听命于中央帝国，在北极圈地区生活。但按规定，每年冬天他们都要赶着驯鹿拉的车，给作为“天下共主”的中央帝国统治者进贡送礼。后来，因为各种条件所限（强大起来的丹麦、英国人等半路打劫），本该送给中国统治者的礼物截下。后来，这段往事中的格陵兰人逐渐演化成今天专给小朋友送礼物的“圣诞老人”。由于年代久远，“圣诞老人”的故事，中国人已经淡忘了。

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，以方书浩博，简册繁重，难于寻检。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，删繁就简，编为《千金方》，“以为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方之济，德踰于此”。（《千金要方序》）是书简易实用，可以救急，故曰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。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、治疗、预防、卫生等各方面，尤其注重对妇科、儿科疾病的治疗，所以把妇人方、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。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，撰成《千金翼方》三十卷，作为《千金要方》的补充，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，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、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，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。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、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，他在《千金方》中特别列出《食治》一门，详细介绍了谷、肉、果、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。并注重饮食卫生，如主张“食欲数而少”（《千金要方?养性》），即多餐少吃，“熟嚼”，不吃陈腐的东西，食毕要嗽口，以及“食止，行数百步”（《摄养枕中方》），等等。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，“知其所犯，以食治之，食疗不愈，然后命药”。（《千金要方?食治》）他说:“药、食两攻，则病勿逃矣。”（《千金翼方?养性》）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，所谓“汤药攻其内，针灸攻其外”（《千金翼方?针灸》），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。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，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。

明正统《道藏》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、《八十一难经》以及上述之《肘后方》、《千金方》等约二十部，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《仙传方》、赵宜真《济急仙方》、邵真人《青囊杂纂》、臞仙《寿域神方》等都未收入。总之，道教是重视医药的，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，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，应该引起重视，加以发掘整理。

一、道教与医药

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，首先得却病延年，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、防病、延寿。所以，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，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，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。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，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，长生不死。《抱朴子?对俗篇》说:“知上药之延命，故服其药以求仙。”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，下品药才用来治病。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，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，如云:“九转之丹，服之一日得仙。”还丹“服之一刀圭，即白日升天。”（《抱朴子?金丹》）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，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，吃了金丹大药，不仅没有成仙，反而中毒死亡，不仅不能延年，反而短命。所以古诗上说:“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”。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。唐朝诸帝，如宪宗、穆宗、武宗、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。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。李昪服金丹中毒，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:“吾服金石欲延年，反以速死，汝宜视以为戒。”（《南唐书?烈祖本纪》）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。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，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“上药”，这种“上药”事实上是没有的，上药不可得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找寻可以延年益寿、治病养生的中、下药。为了服食，必须懂得医药，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、陶弘景、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是战国、秦、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。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。它把药物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上品药一百二十种，久服可以轻身益气，不老延年。中品药百二十种，可以抗御疾病，补虚弱。下品药百二十五种，可以除寒热邪气，破积聚。葛洪引《神农四经》说:“上药令人身安命延，升为天神，遨游上下，使役万灵，体生羽毛，行厨立至。……中药养性（生），下药除病”。（《抱朴子?仙药》）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，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，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:“不老神仙”，“长生不老”就是证明。在《汉书?艺文志》里就把“医经”、“经方”、“房中”、“神仙”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，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。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。葛洪说:“仙药之上者丹砂”。（《抱朴子?仙药》）“丹砂烧之成水银，积变又还成丹砂，其去凡草木亦远矣，故能令人长生。”（《抱朴子?金丹》）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，把丹砂（HgS）加热离解出水银，水银和硫黄反应，加热升华，又生成丹砂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，把它看得很神秘，视为仙丹，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。李时珍批判道:“水银乃至阴之精，禀沉着之性。得凡火锻炼，则飞腾灵变，得人气熏蒸，则入骨钻筋，绝阳蚀脑，阴毒之物，无似之者。……《抱朴子》以为长生之药。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，致成废笃而丧厥躯，不知若干人矣。方士固不足道，《本草》其可妄言哉!”（《本草纲目》卷九水银条）

葛洪（-年）丹阳句容（江苏句容县）人。他“综练医术”，（《晋书》本传）是著名的医药学家。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《玉函方》一百卷，《肘后要急方》四卷，《神仙服食药方》十卷，《黑发酒方》一卷等。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，加以选辑整理，编撰成《玉函方》一百卷。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《肘后要急方》，用以救急，便于携带，可以悬于肘后，故又名《肘后救卒方》，简称《肘后方》。它包括传染病、慢性病、外科、眼科、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。对各种病的起源、病状、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。如其中关于痘症（天花）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。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，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。《肘后方》经陶弘景增补为《肘后百一方》，“取佛书人有四大，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）。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中所附药方，加以增补，名为《附广肘后备急方》，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。

陶弘景（-年）丹阳秣陵（江苏南京）人。弘景知识广博，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。史称其尤明“医术本草”。（《梁书》本传）他的医药学著作有《本草集注》，增补葛洪《肘后方》为《肘后百一方》，还有《药总诀》、《效验施用药方》、《集金丹黄白要方》、《服草木杂药法》、《灵方秘奥》等。

如上所述，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《神农本草经》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，分为上中下三品，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，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，显然是不科学的。《本草》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，字义残缺，品次错杂，弄得很混乱。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，他在《本草》学上的贡献是:（一）整理了《神农本草》，陶弘景在《本草集注》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，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、草木、虫兽、米食、果、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，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、更明确一些。以后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和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。（二）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，于《神农本草》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，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，取名为《名医别录》，把《本草》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。（三）对药物的性能、形状、特征、产地都加以说明。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，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。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、臣、佐使的分别。但在《神农本草》中则以上品为君，中品为臣，下品为佐使，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。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，如治黄疸病的药有茵陈、栀子等，祛风的用药有防风、防己、独活等。这是对《本草》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。（四）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，以主治之药为君，辅助的药物为臣、佐使，又根据人的老少、男女、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、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，发展了《本草》学。

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（—年）。他隐于太白山，学道炼气，精于医药。著《备急千金方》三十卷、《千金翼方》三十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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