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湿疹哪里医院好 http://pf.39.net/bdfyy/bjzkbdfyy/210702/9133613.html

居于阡陌，尝尽甘苦，采药这一行业式微的背后，是中药材生产现代化的过程。

铁皮石斛多生长在山地半阴湿的岩石上李凯摄

这是一双采药之手。关节粗大，手指缝里常年藏着泥，手背上满是像鳞片一样的皮肤，有几处还因干燥操劳而皲裂，浸着草药的香味。

这是一双踩惯山路的脚。为了采药，他穿着破了洞的球鞋，曾从柞水跑到西安，虽然已有50多岁，但依然脚下生风。

柞水县营盘镇药王堂村的春天已经很暖和。范义才背着用尼龙袋子做成的斜挎包，扛着锄头，和三五个村民一起上了山。

过了一会，领头的队长发现了一株绞股蓝，这种主要生长在南方的草药，民间称其为“不老长寿药草”，是治“三高”的良药。但现在无人问津，只有当地村民采回去泡茶喝。

队长认识的药材多，即使没人要，看见了也会跟大家讲一讲。大家听着不说话，但从表情看，都像是换了一个人，眼睛亮了，身板直了，疲惫没有了。

与范义才这一辈为了生存进山采药不同，还有一群人，他们入深山，尝遍百草；居阡陌，悬壶济世，一辈子采药看病。

一个采药人的经历就如那一帖帖苦口利病的良药，辛、甘、寒、苦交融渗透。而这群特殊的山民，在传统向现代化的快速转化中，坚守着自己正在式微的职业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……

药材等于新衣服、房子、家

是采药养了范义才一辈子。他是柞水县下梁镇药王堂村的村民，生来便是个可怜人。

年幼时，家中贫穷，父亲得了癌症，积蓄花光了，人还没救回来。后来，兄弟姐妹相继成家，弟弟虽然和自己一样打了半辈子光棍，但为了方便打工挣钱，分了户就很少回家，只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。

虽然万般辛苦，会受伤、会挨饿、会遇到洪水猛兽，但母亲体弱多病，没人照顾，穷怕了的范义才只要能挣钱就很高兴。

陕南的人以采药为生，得益于秦岭一带独特的地理位置。

高大广阔的山体，差异显著的岩石、土壤类型，形成复杂多样的动植物生存环境，使秦岭地区成为生物多样性特征最为显著的地区之一，被称为我国中部的基因库。

这些神奇的植物，千百年来被人们开发利用，收入药典和民间验方，被认为有医疗效果的中草药竟有种之多。

松土、挖药

采药人，正是有了大山的馈赠，才在一个缺吃少穿的时代兴盛起来。为了生存，这些药材所承载的，有他们的现实，也有他们的梦想。

皱缩的天麻、紫红色的商陆、状如葡萄的五味子……七零八落的躺在水泥地上晒太阳，打眼一看，院子里至少有上十种药材，准是药商余达峰的家了。

这是柞水县红岩寺镇，余达峰在这里出生、长大、结婚、生子。和范义才一样，他对童年的记忆，撇不开贫穷二字。

那时候，父亲唯一的本领就是种田。但家里的土地太贫瘠，种下一粒种子不见得能得到一粒粮食。

仅有的几亩耕地，只能种点苞谷和土豆，放在市场上卖不成气候，绝对不能算作家里的收入来源，顶多够人糊口。耕地不行，林地倒是有几十亩，但传统的核桃、板栗，价钱一年一个样，根本指望不上。

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余达峰小小年纪，就不得不为生活奔波，五个兄弟姐妹都是主要的劳动力。

拥有一身新衣服，是余达峰多年的梦想。所以，当这一天快要到来的时候，他表现的异常兴奋。

三年级暑假的第一天，太阳还没露脸，余达峰连脸都没洗，就带着锄头、麻包上山采药。

他的父母跟到门外，叮嘱了要注意安全后看着他离开，余达峰迈着大步，翻过一道梁，村子就完全看不见了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后，余达峰换了十几块钱回来。经过母亲“特批”，他一拿到钱就扯了五尺时兴的的确良，找了裁缝，按照解放军军服的款式，做了一身新衣服。最后剩下3元钱，还在开学时交了学费。

这一天，他等了9年。

“从小到大，一直是捡别人的衣服穿。”余达峰说，那身衣服，他一直穿到初中。

12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姐姐出嫁，家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养家的重担落到余达峰和哥哥身上。

兄弟俩脑子灵活，除了采药，他们还跑到偏僻的村庄收药。这样一个月能换到元钱，比去酒店打工还能多上一半。

尽管这样，还是因为贫穷，后来考到手的重点高中没能去成。

出生在陕南的农村，多数地方，就如作家张承志描述的：“这里所谓的生活，就是生出来，活下去。”

任继银和他的老婆、孩子们，多年来，就是这么“生出来，活下去”。但好在，陕南的大山不像张承志描述的黄土高坡那样，“这片土地是沙沟连绵的不尽山峦，山上不长树，连草都不长。”

在他的记忆里，20世纪80年代，山里的草药成了“摇钱草”。在“洋火”还是2分钱的年代，天蓬山1斤能卖到1元钱。很多眼疾手快的人，因为采药成了最早的一批“万元户”，大家一时间羡慕不已。

19岁那年，当了3年兵的任继银退伍，再次回到了偏远的红岩寺镇红安村。本来可以进入体制内，从此生活无忧，但阴差阳错，他还是没能走出父辈的轮回，做回农民。

为了多赚点钱，任继银拜了师父，跟着上山采药了。“房子是挖药修起来的，娃娃是挖药养大的。”目光所及之处，都有他关于采药的记忆。

年，是任继银第四次修新房。前面三个，相继被风吹倒，被水冲走。直到第四次，所有的家当全都没了，“只剩下一家六口”。

老天无情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带着老婆孩子，他在山下河流旁一块狭小的泥地上，简单地用树枝搭起一个框架，罩上塑料棚子防雨，破旧不堪，犹如施工现场。

一个棚子的空间有多大？它相当于一张大号双人床的面积，顶多再加一个桌子进去，勉强能容得下三四个并排躺着的成年人。

可那时，这个棚子承载了一个完整的家：住进一对夫妇四个孩子。

在这个棚子里，放上几块木板，铺上邻居送来的发黄的被褥，就是床。床对面支起两个架子，放上好心的村民送来的锅碗瓢盆，就可以做饭了。只是，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。

有村民说，他们住的就像一个鸡棚。任继银一家在这里住了一年，这一年里，他们夫妻一边上山采药卖钱，一边亲手盖房。

早上天不亮，两人就出门，晚上10点才回到家。且不说他们夫妻的辛苦，就是几个孩子在家，也吃不上一顿饱饭。最大的10岁，最小的3岁，都挣扎着活了下来。

每天晚上，四个孩子都会蜷缩在棚子口，仔细辨别着父母回来的声音。

家，不过是几口人平安的在一起。

一年后，即便住进了新房，他们的生活仍然不宽裕。因为交不起学费，几个孩子只有一个上到初中，其余都在小学辍学，现在靠打工过活。而采药仍然是任继银的主要收入来源，一年多天都在山上。

现在，这座刷着白墙的土坯房，掩映在绿水青山中，外地人来了，会赞叹一句，“这风景好美”，但里面黑咕隆咚的墙壁，破乱不堪的木头床仍然说明采药不足以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。

任继银开始采药的后几年，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，是柞水采药的黄金时期，“那个时候不管大人小孩，只要能劳动的都上山了。”这几年被称为柞水的“全民采药”时代。

穿地龙一斤元，猪苓一斤70元，运气好的时候，一天能赚城里人两个月的工资。

药材行情这么好，为啥村里还是那么穷？“山里条件太差了，很多基础设施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完善，挖药材富人但不富村。”李泽顺说。

站在山上看下去，李泽顺的村子如同大多数陕南农村的景象：一边是险峻黝黑的山崖，一边是连绵不断的坡岭。中间夹条狭长幽深的山谷。山谷两边又突兀起无数的小山崖、坡岭，涧谷，溪水……

沟里零星分布着人家，唤作正沟村。一条十几公里的水泥路依山而建，仅容一辆轿车勉强通过。这是通往红岩寺镇唯一的一条路，以前是土路。

在那个极度缺少交通工具的年代，要想把药材卖出去，除了肩扛手提，别无他法。

从村子走到镇上，有15里地，单程得两个多小时。经常是，父母找两根木头棍子，做成“托架”，李泽顺和哥哥一人“驮着”斤药材就出门了。

当时，他们年纪小，个头矮，力气也不够，只能走一走歇一歇。而且去的时候是上坡路，夏天大汗淋漓，冬天天寒地冻，好在山里的孩子皮实，倒没因此生过病。

“我们那一代的孩子，小时候哪有功夫玩？”李泽顺笑着说，“卖药回去的路上也得看着，说不定能捡些柴火回去。”

除了从山上采药，有的药材还被父亲挖回来种在地里，行情也不错，单种猪苓一年就能有六七千元的收入，兄弟姐妹5个，都念到高中或是中专毕业。

几十年过去，采药成了李泽顺的固定动作，即使一直当村干部，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村里，但他还是会抽空上山。

倒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随着那条土路逐渐变成水泥路，历史也向前走了一步，村里的人开始暂别大山，走进城市。

李泽顺本家的叔叔李逢稳，今年60岁，曾跟着村里的大队人马走南闯北，去新疆摘过棉花，去湖南做过工人。

如今年纪大了回到家，仍然重操旧业，上山与药材对话。

“现在采药平均一天能赚元，夹杂着打零工的一天元，生活也能过得安稳。”李逢稳看上去很满足，两个儿子在西安分别开了饭店和酒店，“我现在采药就是为了锻炼身体。”

在外面的日子，见过都市的繁华，还能耐得住采药的寂寞吗？

听他对草药的深情介绍，就知道他真正的寂寞是在外面时——车水马龙间，思念着大山的每一个早晨和夜晚。

最近，李逢稳正翻新家里的房子，换上了红房顶，开始了边养老、边采药的晚年生活。

锁进柜子的脉枕

药王堂村有讲究，公路两旁的矮墙都是彩绘的药材图谱。何首乌、灵芝、紫花前胡，每隔一米就画着一种药材。

经过这条充满药香的村间小路，往山的方向走两里地，就是药王台了。每次到这里，范义才和采药的小伙伴都会驻足沉思。

这里平平整整，没有遮挡，日出日落晒到头，相传孙思邈在此晒药10万斤，用骡马经秦楚古道运至长安，治愈万千病人。

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在山下修了药王庙，与药王台遥遥相望。

与前述的采药人基于生存需要进山采药不同，今年80岁的药王堂村民舒守君同孙思邈一样，采药看病是他一辈子的使命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为了满足乡村的医疗需求，有的村民成了兼职的医疗人员，他们农忙时务农，农闲时行医，或是白天务农，晚上送医送药，这些人被称为赤脚医生。

舒守君便是其中之一。十几岁时，他就开始拜师学医，抱着《中医学全书》《黄帝内经》啃了三年。

都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舒守君的医术精进不是给旁人治病，而是给自己疗伤开始。

15岁那年，舒守君盖房子时把肩膀压坏了。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已经70多岁的师傅，得步行一天才能来村里一趟。而他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半个月，差点就要死了。

父亲只好从别处请来大夫帮忙看病，可那人死咬住一定要元，父亲翻遍了裤兜只有元，“人家屁股一拧，转身就走了，说后面再补都不行。”

舒守君发了狠，“我就算躺在床上也要把病看了。”八个月时间，硬是靠自学，治好了自己。

他先后拜了四位师傅学医，并发誓给人看病不要一分钱。年，省医疗队下乡，在营盘镇办起了联合诊所。舒守君也在那里看病，医疗队看西医，他看中医。

舒守君把得一手好脉，“三根手指头、一个小枕头。”外出问诊，脉枕总是时时带在身上。

也许是因为那段经历，舒守君一直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病的效果最好。

40年前，秦丰村吴著庆8个月大的孩子患上了肺炎，在医院眼看着不行了，才寄希望于民间郎中，一路找上来跪在舒守君门前求救。

来的时候，孩子全身乌紫，已经休克。别人都劝他，县医院都看不好，你惹这麻烦干啥？舒守君心里也忐忑，但还是搭了把手，“我给你开药，喝上十次如果能吐痰，就还能治。”

孩子年幼，只能用凉开水把药和开，吃了8次，痰果然吐出来。舒守君又辅助针灸推拿，并吊上了青霉素消炎，23天后，孩子完全康复。

因为舒守君从不收钱，老乡就送上别的东西代替，被他救回来的病人也常来常往。孩子结婚时，吴著庆特地带他来，小伙子不认识舒守君，只是鞠了一躬，没想到老吴一个耳光扇过去，“这是你的恩人，没有他就没有你的命。”

啥病都看，啥药都缺。村里为了解决看病问题，专门成立了采药队，舒守君作为队长，一起进山采药，他能认得多种药，好多药材没有他，其他人就寻不到。

“都说懒人生智慧，我看穷人才生智慧。”那会没钱，舒守君就利用缝纫机的原理做了个半自动切药机，用脚踩着切药，类似的炮制药材的机器，他们还发明了很多。

日出关山坳，晨钟惊飞鸟，林间溪水潺潺，坡上青青草。

今年70岁的范宽地，家住下梁镇西川村关山坳的最上头，每天与他们夫妻作伴的，便是这山里的晨钟、溪水，还有青青药草。

与舒守君相比，范宽地采药看病的70年人生，略带“仙气”。

八力麻，学名八棱麻，主治活血散瘀，用于跌打损伤，风湿痹痛。药农口口相传：绊到地上爬，离不开八力麻。

走丝麻，冬天叶绿开花呈紫，以根皮入药，加土青木香、透骨消、甘草等药，以黄酒煎服，可治腰腿疼痛。俗语说，“要得走，离不开爬山狗；要得爬离不开走丝麻。”

……

一进范家院子，治疗跌打损伤和劳伤的药材铺了一地，说起这些药材，范宽地头头是道。每一处细节都证明着，他是一个骨伤圣手，多重的骨伤到他手里都是“一月能下地，三月能出力”。

出身于采药治病的世家，范宽地第一次脱手治病也颇具戏剧性。

那年范宽地只有12岁，邻村一个人摔断了腿，急慌慌地找上门来，但父亲外出采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

病情紧急，家属只好把范宽地接回了家，假如他看不了，再等父亲来救场。范宽地背上草药箩箩，里面装着父亲调好的草药包，他想着到了地方，根据病情调整用药剂量。

过了几天，外省采药回来的父亲听说范宽地被接去看病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赶紧往患者家里赶。

没想到，路上遇见他们正往回走，“骨头顺着固定，就能长回去。在人家家住了七天，开方子敷药，治好了。”范宽地得意地告诉父亲。

范家就此名声大噪，好几个原本要截肢的患者，带着一丝希望找到他们，最终用保守治疗的方法治愈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村里一个小伙子干活时跟别人起了冲突，右胳膊直接被人用刀砸碎，粉碎性骨折，去看西医，人家说只能截肢。

小伙子才十几岁，家里人不愿意，从县城拉回村里时，伤口已经开始腐烂生蛆。

到了范宽地这里，按照接骨丹、接筋丹的方子采药、配药，一天一帖敷了两个月，竟痊愈了。

范宽地采的药和其他人不同，连名字都透着股神秘的味道。

但这神奇的接骨丹到底是啥？“其实他并不只是一味药材的名字，按照祖传的方子，24种颜色形式各异的草药都被我们称为接骨丹。”这个方子、这些药材可能只有他和父亲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。

范家的方子顶用，用起来也有讲究。

年，村民程先华坐蹦蹦车摔进了沟里，右脚脚踝受伤，“医院拍片子，骨头上有韭叶宽的一个缝缝。”

范宽地的父亲给他开了三贴药，病情有所好转，七天就可以拄拐下地了。程先华寻思着，“这怕不是冒（骗）我呢？”他想再来几服巩固一下。范宽地说不行，骨头会生长得太快，果然，第四服贴上，患处的骨头长出了一个包。

范家祖传的五劳七伤药酒方子，共有77味药，劳伤、麻木、风湿都能治。

全国知名的草医骨科专家、著名中医风湿骨伤专家王家成也曾经跟随他父亲学习过这个药方。从挖药开始，边挖边学，边学边记。“他当时不认得字，就用脑子记，记住了25味药，后来他研制的盘龙七药酒就有这25味药。”

这些神奇的方子，全“仰仗”神奇的药材。

范宽地刚过十岁就跟着父亲上山采药。父亲的口传心授，身为医者的谆谆教诲，陪伴着他行走大地，遍识百草。

他能识得几千种草药，本地产的药材他基本上都能说出名堂，上了《本草纲目》的是中药，没上的是草药。

狼背娃、水红泡、百鸟不落，这些药材土名范宽地牢记于心，上山打眼一瞧，不用尝、不用闻就能准确无误地采回来。

有些药不能种，需要在海拔0米以上才能生长，采回来，家门口0多米的海拔移栽不活，“我常用的草药都种不了，要去周至、太白山采药。”

山里草药水分重，遇上大晴天也得晒上好几天，范宽地家常存着百十斤没有水分的干药材，他会根据药方配好，用碾子碾碎，病人来看病拿回去可以直接贴敷。

这么多年，范宽地开处方都不收钱，只收取一些药材的费用。“我的药材，外面买不到。”

从赤脚医生到合作医疗医生，范宽地医院和药铺坐诊，治病用药养活了他的五个孩子。

但几十年时间，五个孩子相继下山，只有他们夫妻留在了山上。从山脚走到组长程先华家里，一条山路可以勉强会车，但再上到范宽地住的山头，基本只能容下一辆农用三轮车经过。

这座山深到什么程度？程先华说，山里已经没有信号，范宽地办了两个手机号，哪个有信号用哪个。“找他看病，还要看缘分呢，能联系上才能看得上。”

就在关山坳，范宽地和妻子，呼吸山风，饥餐云霞，渴饮流泉，采药看病，坚持至今。

当年的赤脚医生，除了范宽地这样的医学世家，还有不少自学成才的“医学生”。

红岩寺镇大沙河村村医黄传德17岁时，在正沟村修路，突然眼睛疼，随行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，症状有所缓解。他心想，干活真不容易，学医是不是轻松一些，就去拜师学医。

老师给了几本书，并告诉他，“30斤漆油点完了才能学成。”他找了一个装墨水的小瓶子，点了煤油，用铁丝一串挂在墙上开始看书。

学药要有恒心，先得记住药性。黄传德先学了三本书：《药性》《脉学》《汤头》。

家底子薄，不满九岁父亲就去世了，家里还有姊妹六个，黄传德一边学医，一边还得在地里干活。经常是夜里记下的东西白天干活时就忘了，回来把锄头一扔，又去看书，记熟了药性，才去吃饭。“书上的学问太深了，我就先拿字典把字学会了才开始学药。”

20世纪70年代，黄传德刚满20岁，就成了村里的黄大夫。村民都住在七沟八梁上，他每天背个小箱箱，上门给人看病，闲了就带着采药队进山挖药。“农村的赤脚医生可难干了。医院里，专科医生就看自己科室的病，农村人啥病都要让你看。”

黄传德是推拿、针灸的好手，推拿时用小细葱、生姜蘸水，再用麝香、艾草，在穴位一点、一烫、一烧，药到病除。

但如今，红岩寺镇9村1社区，只剩下不超过6人能看中医。黄传德心里一直有个愿望：继续琢磨用柞水的道地药材把中医发扬光大。但无奈他已经66岁，还兼任村副支书，每天要处理村上的事务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山采药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们，年龄最小的那一批如今都年近古稀。他们带队进山采药的时光一去不复返，这些人既是采药人，又是用药人，正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几年前舒守君得了脑梗，身体的各项机能在逐渐退化。他不再给人把脉看病，脉枕也被锁进了柜子最深处，“不敢看啦，看的好了也就罢了，看不好，这栋房子都不够赔啰。”

还在采药的

都是四五十岁的“小伙子”

一般的山上都会有路，但这儿没有。

远远望去，高高低低的树木交错生长，大大小小的石头杂乱无章，地上纵横着的是正在腐烂的枯枝落叶。

上这样的山，实在是一件辛劳的苦役。

顺着前人的脚印走吧？不行，这里的脚印保留不了多久，爬山时，往往需要手脚并用。经常是，一脚踩到枯叶上，稍微用力，反倒往下滑，用力越大，下滑的就越厉害。

好不容易平衡好了重心，准备抬起头向上，脸又毫无防备的刮到树枝上，手里抓着的藤蔓也立马折断，没走几步已经气喘，不禁恼怒。

范义才正在爬的是药王堂村四组的后山，他说，在这样的山上采药，运气很重要。

去年一位河南的药商来收重楼时，他的队长头一次上山，就挖了十几斤，下山卖了1元，算下来一棵苗子能卖到1元钱。

“但不是每次都有这种好运，还是‘挖空锄头’的多。”范义才说，大多数时候，是“十回出九回空，一天补了十天工。”这就好像人生一样，不可能次次如意。

特别是一些珍贵的药材，采药人认为它是有灵性的，它们生长的地方都是聚集日月精华之所，能采到更是不易。

前年，任继银挖出了一个五六斤大的猪苓，堪称“猪苓王”，一时间吸引来许多目光。

种在自家地里长了两年，挖出来一上秤，长到了11斤。并且看那形状像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抱着个小孩，任继银总觉得它寓意着什么，任凭别人开出几千元的高价都不舍得卖掉。

一般到晚上10点，等大山都融入无边的夜色，范义才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下山，一边收拾着草药、锄头，一边洗手给老母亲做饭。

“都习惯了！村里上一辈采药人的经历那才叫辛苦。”很多故事，范义才是从舒守君那里听来的。

已过耄耋之年的舒守君，常说自己老年痴呆了，可对年轻时采药的事情记忆犹新。

记得有一次，采药队里一个队员，做饭时不小心打翻了开水锅，泼到腿上立马烫出一片红皮。舒守君马上就地取材，找到清热解毒的良药“三步五步还原丹”，用石头捣碎了敷在腿上。

可到了晚上，那人半天没有动静，舒守君冒出一身冷汗，“我以为是死了，去看下，结果已经开始打呼噜。”

山间的夜晚出奇的寂静，林中宿鸟偶尔梦呓也清新可闻。舒守君坐在石头上靠着岩壁打盹，每过半个小时就醒来拨弄一下火堆，再看一下受伤的队员。

好容易熬到天亮，没想到又五雷轰顶，倾盆大雨说来就来。扒开队员的裤腿一看，受伤的地方已经结痂。几个人只好把行李放在山洞里，打空手跑下山。

“两边都是崖，下来水大得很，已经淹到半身，靠老乡才能拉过河。”在就近的房子躲过了阵雨，天晴了他们又一字排开再次进山，一去便是20多天。

洪水是家常便饭，虽没遇到豹子、老虎一样的猛兽，野狼、狗熊倒是常伴左右。舒守君说，采药人手中基本上得攥根棍子做防护，狼群常常三两只结伴而行，要是手里没东西，只能麻包一甩，把狼吓跑。有的时候，狗熊的突然出现，能把人吓瘫，若是人不惹它，倒也相安无事，它们还会来吃人剩下的东西。

采药分时机的，春天采什么药，夏天采什么药，都是有“下数”的。“正月茵陈二月蒿，三月砍来当柴烧。春秋挖根夏采草，浆果初熟花含苞。”无论是中药的采摘、炮制还是存储，都要把握好最佳时节。同一种药材在不同的时节、不同的时辰采摘，药效大为不同。

五味子最好是进伏就开始采，一直到白露节气，等到果子变红，晒干入药。花草一类的药，得等花开起来采正好，根茎类的等叶子黄了，秋季采最好。

采药人都是这样顶着烈日、冒着严寒和时间赛跑的人。“山里气候多变，有的时候，早上走的时候晒太阳，走着走着开始下雪了。”舒守君说，他们常常被冻坏了，回去要裹上几床被子才能缓过来。

发现一株草药

还有很多珍贵的药材生长在云雾中，或是人迹罕至的高峻处，采这一类草药，需要腰系绳索，手握药刀，在悬崖峭壁上慢慢摸索。

舒守君记得，他年轻时，经常采一种名叫金芆的草药，专治小儿惊风，就长在大石崖上，只长出地面3厘米，开着苞谷豆大小的黄花，采起来难，也十分金贵。

有一次药没采成，跑了一天大半夜才回来，几个人沿着搭在崖边的木桥慢慢往下探，因为没有照明工具，只能用手指紧紧扣着石崖，找到树才能找到下山的方向。

采药时不光要耳清目明，还得有副好舌头。麻金钗和路月霖都是秦岭山里常见的植物，长在树干上，外形极为相似，但麻金钗能治疗小儿惊风，有清肺的效果，路月霖只能当野菜食用，辨别它们只能靠尝：“麻金钗苦一些，路月霖淡一点。”

“山里草药上千种，是咱一辈子都认不全，挖不完的。”采药人总是这样爬高下低，寻找着草药的最佳年华。

如果在路上碰见采药人，和熟悉的山民并无两样，但他们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，尤其是在负重和耐力方面。

山区的生活劳动将他们的身体磨练得十分节能和高效，具体来讲，他们吃得很少，却能承受很大的劳动量和运动量。

背着干瘪的袋子下山

上山的时候，采药人的尼龙袋子里通常会装上馒头、把把面（挂面）、水，还有走起路来叮铃咣当的锅碗瓢盆，需要吃饭的时候，找一个山洞或者平地，啃几口馒头或者煮一把面。

更多的时候，他们两顿并做一顿地吃，少吃点就能少带点。一天去一天回的短途采药，就不需要背吃的喝的，实在渴了就揪一把“叉叉果”，一直熬到下山回家。有人说，采药的人都是半仙体质。

因为采药太不容易，所以世代流传下来的除了有采药的手艺，还有一些必须遵守的“规矩”。

上山的时候，不能背着手，除了有“手背”的意思，这个动作在农村还被俗称为“懒汉手”，人懒自然采不到药材。扛着的锄头必须向下，不然挖不下药。背着的挎篮必须朝上，要不兜不住药。

早上上山，相互之间不能说滚字，说了就会“滚”下山。很多采药人，尤其是老一辈的，对这些“讲究”虔诚不已。在他们看来，上山前的焚香、放鞭炮等仪式，是对平安的祈求，对大山的敬畏。

这些讲究也不全然都是“迷信”的，还有一些人与人相处的、人与自然相处的哲学。

进山采药多数都结伴出行

采药人一般都结伴上山，但一旦有人发现了药材，别人都要保持三尺或是五尺的距离，这也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，“做人不能太过分，不能抢别人的。”

斩草不除根，也是一名合格采药人的规矩。

猪苓一般生长在树根处、枯叶下，一窝一窝的长在一起，采收的时候，不能一次挖完，不然伤了元气，后面就再难长出。而且挖出来的坑也要及时回填，根茎裸露的植株可能会在暴晒后死亡，也会导致植物无法再生。

细品这些讲究，正是科学采摘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。

运气、时机、吃苦，要想采到药，采到好药，三者缺一不可。也正因此，村里从事采药的人越来越少，李泽顺的突出感受是，他们吃不了父辈那一代人的苦。

同种地给人的感觉一样，采药在年轻人心中也有太艰难的印象：付出多，收获慢，太不划算了，还不如去城里闯一闯。

山里有一味通草，专为产妇通乳，能卖到元一斤。但是采的时候，需要寻找一株通草花，把中间筷子一样粗的芯芯摘出来，颇费功夫，很多人一看就没有耐心了。

外科常用的紫花地丁，生长在坡坎上，较难采摘。再加上晒干之后分量太轻，卖不上钱，所以渐渐地也无人问津。

加之，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，一种收入手段难以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。范义才一辈子采药却成了贫困户，现在靠村里护林员的工作，才得以脱贫。因此只靠采药为生的人几乎没有了。

“现在还在采药的，都是四五十岁的小伙子。”李泽顺说，相比上一辈，他们懂得也不多，小时候，父亲因为要采药看病，院子里经常放着多种药材，现在有十几种已经很多了。有外地药商来收不认识的药材时，他们只能带上标本一边学一边采。

秦药的味道变清淡了？

李泽顺一辈的采药人，大多是跟着市场走，市场需要什么就采什么，什么值钱就采什么。

李泽顺闻刚挖出来的草药

“天天采连翘，次次挖猪苓，偶尔有重楼。”李泽顺说，连翘、猪苓是红岩寺后山最常见的药材，价格基本稳定，采的人最多。以前大家不认识重楼，这两年有人来收，效益很好，采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

在药商余达峰的影响下，效益好的药材，不仅采的人变多，甚至还会被搬到地里。

垂盆草，当地人管它叫“六月令”。这种药材生命力旺盛，只要有水分，就能存活，挖出来太阳也很难晒死，只有拿开水烫过了晒干才能用。以前长在地里，对庄稼危害大，一般当作杂草处理。余达峰知道它能被用作中药后，便开始收购。对于当地人来说，野草变成了“摇钱草”，很多人跟着种起来。

其实，从很早开始，因为野生药材太难得，很多市场上需要的大宗药材，逐渐被药农移下山种在地里。早些年，有好管理的苍术、猪苓、天麻，近些年有连翘、五味子，甚至还有较为名贵的铁皮石斛。

这些被量产的中药材的确能带来不小的收益。红岩寺镇本地湾村的谭家贵，因为常年住在山上，便开始钻研着大规模种植连翘，攒了几年，今年一口气卖了18万元。

镇上看着效益好，还将连翘定为脱贫产业，再过几年，关于连翘的旅游经济也会发展起来。山下的苍术大棚已经一排接着一排，一个大棚一年能赚五六万元。

“收药材主要看品相，野生药材和家种药材孰好孰坏，也分情况。”余达峰经过多年的坚持，已经成为影响陕南三市的药材收购商。

他说，猪苓的生长过程中，蜜环菌特别重要，在自然环境下，生长周期长，药效肯定比家种的好。但连翘，家种的经过精细化管理，加上充足的光照，品相反而比野生的好。

有的药材因为两者价格差距较大，很多采药人会将家种的当成野生的来卖，也在一定程度上，破坏了中药市场的信誉。再加上，不懂药性的采药人为了赶个好价钱，有些药没到时候就采了，也在影响中药的质量。

“从收购比例上看，这几年还是野生的比例高，但那是因为收购范围扩大的结果。”余达峰说，药材的生长周期比较长，等再过几年，种植的药材大量上市以后，野生的市场肯定会被挤掉，再等到“70后”爬不动山的时候，采药人基本就消失了。

药商收回来的药都去了哪里？正沟村村医左可钦说，本村是用不上的。

在赤脚医生时代，采药人所采的药都是基于医生的药方，用什么，采什么，药方就是标准。

而现在，村医和采药人不再双向沟通：采药人采回来的药大多向市场出售，左可钦需要的药材也是从市场上进货，“我们得按规定来，进入市场的药是药品也是商品，更符合标准。”

正沟村的医务室现在一天来不了几个人，因为没有配备麻醉药，像大一点的伤口缝合都要去卫生院才能处理。

如今，左可钦把选择的权利交给病人：“病人来了，看他选择中医还是西医治法，我们按照规定给药治病。”他常治的都是像脑梗、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慢性病后遗症，病人一般考虑中医能辅助恢复，巩固疗效。

就诊量的减少，西医主导地位的确立，中医与中药的标准化推行让那些上了药典的药材需求量大增，但一些口耳相传的老方子就要面临不同程度的“阉割”。

朱砂莲曾常被用于清热、解毒，尤其适用治疗咽炎、扁桃体炎，但因为不在药典、名录里，也被西药代替了。

对于进入体制内的医生来说，用药的标准——药方也在标准化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医生家里常备着当归、陈皮、乌梅、白术，那时一个药铺至少要存种药，不然就开不起来。而现在，左可钦已经不太给病人开中药了，村卫生室的柜子里存着大约80多种规定用药，中成药和西药都有，但草药与中药不多，“中成药的效用与用法都更准确明白，用起来风险小。”

全省情况也不乐观，据统计，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万亩，年总产量约90万吨，但中药企业使用本省中药材原料占比仅10%左右。

采药人在减少，本地药在外流，秦药的味道是不是在逐渐变淡？有一些人不信邪，他们想把秦药的根留住，不但要坚持古法采药治病，还要把传统的采药文化传承下去，让秦药的味道更浓厚一些。

黄传德擅长一种方剂，名叫玉屏风散，以白术、黄芪、防风入药，专治正气不足、邪气入侵，“就像是挂个帘子，把病毒挡住。”

他的小舅子也是一名中医，手中只有一味方子，专治不孕不育：以青磨香、丹参、青藤根为主材，根据病人情况加减药量，多年来各处病人前来求医问药，这都是土单验方的大疗效。

人体寒热温凉有别，辨别体质才能引药归经，所以一人一方，因人而异。

30年前，黄传德给一个惊厥抽风的患者看病，病人四处求医，有中医给他开了书本上的方子，以蝎子做引，花了几万块，病情却始终不见起色。

回到红岩寺后，黄传德发现病人的口唇、舌苔又红又厚，原来上一个医生用药太猛，不但没治好病，还把病人体内的火气提起来了。“这时不能猛降火，要滋阴降火。”黄传德用麦冬、玉竹、石斛调了个方子，80块钱就看好了。

代代相传的药方指导着医生们用药施策、采药治病。一样的药材，不同的炮制方法也有不同的功效，能治不同的病。

“我们当地有句土话，人要像一味甘草，做冷做热都可以。”黄传德说，中医所谓“十方九草”，指的就是甘草。《伤寒论》中种药方，用甘草者就达70方。甘草不仅能祛痰止咳，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诸药的作用，素有“朝中国老，药中甘草”的美誉。

一味甘草入药，不同的炮制方法能发挥不同的作用，用蜂蜜炒是温性的，能够疏寒，如果不经炮制，就是凉性的。

医师的药房中，药斗总是占据着最显著的位置，上百种药材依照上轻、中实、下沉的斗谱摆放有序。

不同性味的本草，原本被隔离在层层格格的抽药斗里，直到经过用药人的双手，按照方剂配伍的秘诀将它们安放在一起。

“单靠一味药是治不好病的，我们配药有主有辅，这叫君臣佐使。”黄传德说，本草相遇，或君臣佐使，或相生相克，让不同的本草相遇和配伍，便有了千变万化的可能，这最考验用药之人的功力，也是那些固定的成药替代不了的。

范家方子完整组方和炮制方法并不是机密，那些山中寻常可见的草药是怎样的相佐相使，长骨生肌，范宽地也想要找个人传下去。

现在，他进山采药的目标依旧是那些，那77味药就像刻在他的骨血里一样明确。

牛头山里采不到，范宽地就去镇安、长安、蓝田采药。每逢农历六月、腊月的采药季，儿子会回来帮帮忙。进一趟山开两辆车，一辆专门拉人，一辆专门拉药。

几年前，蓝田县有个年轻人，奔着范家祖传的方子而来，吃住在范宽地家，跟着他学了三年，但等范宽地放他自己上山去，他就采不到药，最后还是走了。“虽然他们已经认得了药材，但是吃不下这个苦，这门手艺还是传不下去。”

誊写着77味药的祖传方子，范宽地留给了儿子，但那些需要本地水土滋养的药材，在范宽地百年之后，由谁来采呢？

所幸12岁的大孙子对药材有了兴趣，每年暑假就来跟着爷爷进山采药。去年10月，祖孙几人去了长安库峪岭，背着粮饭，一呆就是六天，孩子没有喊苦，今年，还要来。

延安“新引力”

既让安心农村吃苦，也让名利双收“吃香”

延安“新引力”

既重借助“外脑”，也重苦练“内功”

监制：张国宁

编审：崔慧琳

摄影：刘一伟

编辑：窦娣

来源：《当代陕西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