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药学发达很早，正式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代（公元前~公元前年）。如《尚书?说命篇》云：“药不瞑眩，厥疾弗瘳。”《周礼?天官冢宰下》谓：“医师掌医之政令，聚毒药以供医事。”以及“以五味、五谷、五药养其病。”据汉代郑玄注：“五药，草、木、虫、石、谷也。”所谓“五药”，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，可能是当时对药物的初步归纳。《诗经》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作品，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。书中收录多种药用动、植物名称，如苍耳，芍药、枸杞、鲤鱼、蟾蜍等，并记载了某些品种的采集、性状、产地及服用季节等。当然书中所载百余种动植物当时是否入药尚有待考证，但后世许多本草书籍中都将之作为药用。《山海经》是记载先秦时期我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一部史地书。它和《诗经》一样，并非药物专著，但却记载了更多的药物，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、效用和性能，说明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。《山海经》记载药物的统计，各家有所差异，一般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：动物药67种，植物药52种，矿物药3种，水类1种，另有3种不详何类，共计种。服法方面有内服（包括汤服、食用）和外用（包括佩带、沐浴、涂抹等）的不同。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，包括内、外、妇、眼、皮肤等科疾患。而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，反映了当时我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萌芽。可见当时药物的知识已相当丰富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社会的变革，生产力的发展，科学文化的提高，出现了“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当时的医家，以朴素的、唯物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，以人和自然的统一观，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。《黄帝内经》的问世，奠定了我国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，对中药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如《素问?至真要大论》“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”，《素问?藏气法时论》“辛散”、“酸收”、“甘缓”、“苦坚”、“咸软”等，奠定了四气五味学说的理论基础；《素问?宣明五气篇》“五味所入，酸入肝、辛入肺、苦入心、咸入肾、甘人牌，是为五入”是中药归经学说之先导；《素问?六微旨大论》“升降出人，无器不有。”《素问?阴阳应象大论》“味厚者为阴，薄者为阴中之阳；气厚者为阳，薄者为阳中之阴”等，是后世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理论依据。同时《内经》中所提出的五脏苦欲补泻及五运六气与用药的关系，对中药的临床应用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
其成书年代与《内经》同时或更早的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虽然并非药物专著，但用药却达余种之多，医方多个，所治疾病涉及内、外、妇、五官等科。其载药数目之多，复方用药之早，所治疾病之广，足见先秦时期用药已具相当规模了。
秦汉时期（公元前~公元年）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，科学的进步，内外交通的日益发达，特别是张骞、班超先后出使西域，打通丝绸之路，西域的番红花、葡萄、胡桃等药材不断输入内地；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、琥珀、麝香及南海的荔枝、龙眼等已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，从而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。西汉初年已有药物专书流传民间，如《史记?仓公列传》称吕后8年（公元前年）公乘阳庆传其弟子淳于意《药论》一书；《汉书?楼护传》谓：“护少诵医经、本草、方术数十万言”；《汉书?平帝纪》云：“元始五年（公元5年）徵天下通知……本草以及五经、论语、孝经、尔雅教授者……遣至京师。”可见秦汉时期已有本草专著问世，并有众多的本草教授，本草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，遗憾的是专门的本草文献未能遗留下来。
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当推《神农本草经》（简称《本经》），一般认为该书约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（公元前一世纪~公元一世纪），一说是该书成书于东汉末年（公元二世纪）。全书载药种，其中植物药种、动物药67种、矿物药46种，按药物功效的不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上品种，功能滋补强壮，延年益寿，无毒或毒性很弱，可以久服；中品种，功能治病补虚，兼而有之，有毒或无毒当斟酌使用；下品种，功专祛寒热，破积聚，治病攻邪，多具毒性，不可久服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序论中还简要赅备地论述了中药的基本理论，如四气五味、有毒无毒、配伍法度、辨证用药原则、服药方法及丸、散、膏、酒等多种剂型，并简要介绍了中药的产地、采集、加工、贮存、真伪鉴别……，为中药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。书中新载药物大多朴实有验，至今仍然习用，如常山抗疟、苦楝子驱虫、阿胶止血、乌头止痛、当归调经、黄连治痢、麻黄定喘、海藻治瘿等等。可以说，《本经》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第一次大总结，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的编写基础，是我国最早的珍贵药学文献，被奉为四大经典之一，它对中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《本经》成书之后，沿用余年，原著在唐初已失传，但它的内容仍然保留在历代本草之中。现存的各种版本都是经明清以来学者考订、辑佚、整理而成的，其中著名的有孙星衍、孙冯翼同辑本、顾观光辑本和日本森立之辑本。
两晋南北朝时期（公元年~年）：自《神农本草经》成书以后，历经后汉、三国、两晋至南齐，由于临床用药的不断发展，以及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，使西域南海诸国的药物如乳香、苏合香、沉香等香料药输入我国，新的药物品种逐渐增多，并陆续有了零星记载，对原有的药物功效也有了新的认识、增加了药物的治疗面。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，证明部分药物的性味、功效等与原来的记述不尽相尽，因此，梁?陶弘景（公元~年）在整理注释经传抄错简的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基础上，又增加汉魏以来名医的用药经验（主要取材于《名医别录》），撰成《本草经集注》一书，“以朱书神农，墨书别录”，小字加注的形式，对魏晋以来三百余年间中药学的发展做了全面总结。全书七卷，载药种，分玉石、草、木、虫兽、果菜、米食、有名未用七类，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，改变了“三品混糅，冷热舛错，草木不分，虫兽无辨”的现象。对药物的形态、性味、产地、采制、剂量、真伪辨别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，强调药物的产地与采制方法和其疗效具有密切的关系。该书还首创“诸病通用药”，分别列举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，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、防己、秦艽、川芎等，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、栀子、紫草等，以便于医生临证处方用药。此外本书还考定了古今用药的度量衡，并规定了汤、酒、膏、丸等剂型的制作规范。本书是继《神农本草经》之后的第二部本草名著，它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的雏形，惜流传至北宋初即逐渐亡佚，现仅存敦煌石窟藏本的序录残卷，但其主要内容仍可在《证类本草》和《本草纲目》中窥测。近代有尚志钧重辑本。
南朝刘宋时代（公元~年）雷敩的《雷公炮炙论》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，该书系统地介绍了种中药的炮制方法，提出药物经过炮制可以提高药效，降低毒性，便于贮存、调剂、制剂等。此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书中记载的某些炮制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。
隋唐时期（公元~年）：此时我国南北统一，经济文化繁荣，交通发达，外贸增加，印度、西域药品输入日益增多，从而推动了医药学术的迅速发展，加之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成书之际，正处于南北分裂时期，对北方药物情况了解不够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，因而有必要对本草做一次全面的整理、总结。唐显庆四年（公元年）颁布了经政府批准，由长孙无忌、李勣领衔编修，由苏敬实际负责，23人参加撰写的《新修本草》（又名《唐本草》）。全书卷帙浩繁，共54卷，收药种（一说种），新增药物种（一说种），由药图、图经、本草三部分组成，分为玉石、草、木、兽禽、虫、鱼、果菜、米谷、有名未用等九类。在编写过程中唐政府通令全国各地选送当地道地药材，作为实物标本进行描绘。从而增加了药物图谱，并附以文字说明。这种图文并茂的方法，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。本书治学严谨，实事求是，尊重经典又不拘泥，在保持《神农本草经》原文的基础上，对古书未载者加以补充、内容错讹者重新修定。书中既收集了为民间所习用的安息香、龙脑香、血竭、诃黎勒、胡椒等外来药，同时又增加了水蓼、葎草、山植、人中白等民间经验用药，且药物分类也较《本草经集注》多两类。可见本书内容丰富，取材精要，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，反映了唐代本草学的辉煌成就，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的格局。它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很快流传到国外。如公元年即传入日本，并广为流传，日本律令《延喜式》即有“凡医生皆读苏敬《新修本草》”的记载。由于《新修本草》是由国家组织修定和推行的，因此是它也是世界上公开颁布的最早的药典，比公元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余年。本书现仅存残卷的影刻、影印本，但其内容保存于后世本草及方书中，近年有尚志钧重辑本问世。
此后，唐开元年间（公元~年），陈藏器深入实际，搜集了《新修本草》所遗漏的许多民间药物，对《新修本草》进行了增补和辨误，编写成《本草拾遗》。此书扩展了用药范围，仅矿物药就增加了多种，且其辨识品类也极为审慎，全书增加药物总数尚无定论，然仅《证类本草》引用就达种之多，为丰富本草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。他还根据药物功效，提出宣、通、补、泻、轻、重、燥、湿、滑、涩十种分类方法，对后世方药分类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至五代（公元~年），翰林学士韩保昇等受蜀主孟昶之命编成《蜀本草》。它也以《新修本草》为蓝本，参阅有关文献，进行增补注释，增加了新药，撰写了图经。该书对药品的性味、形态和产地做了许多补充，绘图也十分精致，颇具特点，李时珍谓“其图说药物形状，颇详于陶（弘景）、苏（敬）也。”故本书常为后人编纂本草时所引用，是一部对本草学发展有影响的书籍。
宋金元时期（公元~年）：宋代火药、指南针、活字印刷术的发明，给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。由于临床医学的进步，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。药品数量的增加，功效认识的深化，炮制技术的改进，成药应用的推广，使宋代药学发展呈现了蓬勃的局面。
开宝元年（公元年）刘翰、马志等奉命在《新修本草》、《蜀本草》的基础上修改增定宋代第一部官修本草《开宝新详定本草》，次年发现其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，经李昉、制知浩等重加校定，较《新修本草》增加药物种，合计种，名《开宝重定本草》，苏颂称本书“其言药性之良毒。性之寒温，味之甘苦，可谓备且详矣。”
经过八十多年的时间，嘉祐二至五年（公元~年），又出现了第三部官修本草，即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。此书由掌禹锡、林亿、苏颂等人编写，以《开宝重定本草》为蓝本，附以《蜀本草》、《本草拾遗》等各家之说，书成21卷，较《开宝本草》增加新药99种，合计载药种，采摭广泛，校修恰当，对药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嘉祐六年（公元年），由苏颂将经国家向各郡县收集所产药材实图及开花、结果、采收时间、药物功效的说明资料，以及外来进口药的样品，汇总京都，编辑成册，名曰《本草图经》。全书共21卷，考证详明，颇具发挥。本书与《嘉祐本草》互为姊妹篇。元祐七年（公元年）陈承将两书合编起来，附以古今论说及个人见解（名《别说》），故名《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》。上述诸本草均已亡佚，然其内容仍可散见于《证类本草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后世本草中。
本文摘自《中药学》，由彭鑫博士工作室编辑整理提供。
